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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3年2月7日，红一方面军集中调动了红一军团、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的主力部队，向南丰城发起了猛烈的强攻。经过五天激烈的战斗，到2月12日，红军已经陆续清除了城外的多个据点。此时，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趁势发起对南丰城的正面攻击。守城的国军将领陶峙岳将所有部队撤回城内，依靠坚固的防御工事，坚决抵御红军的冲击。
经过整整一昼夜的苦战，红军不仅未能突破城防线，反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损失了五百余名官兵，阵亡了一名师长和两名团长。而且红军仅击毙敌军不到一个营的士兵，战果十分有限。与此同时，国军方面，陈诚调集了11个师，总计约16万人马，分三路迅速南下支援南丰，形成对红军的三面合围。由于南丰城防工事坚不可摧，红军在城下耗费大量兵力试图攻破，却始终未能得手。随着援军步步逼近，驻扎城下的红军陷入了愈发危险的境地。
以上这一段描述的，正是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作战的前半阶段，红军再一次陷入了极为艰难的开局。此前，红军刚刚在攻打赣州时，已经尝到了因缺乏重火器而遭遇的惨痛教训。那么，为什么此时他们仍然选择攻城呢？这一切，还得从头细说。
展开剩余84%1933年初，蒋介石指挥的国军兵分三路，对红军发动第四次“围剿”行动。整体部署分为三条战线：北线由蒋介石的心腹、备受信任的将领陈诚负责。陈诚在第三次“围剿”失败后，曾向蒋介石抱怨：“我手下兵力太少，中央军怎能输给那些杂牌军？这不是在丢我们黄埔军校的脸吗？”对此，蒋介石冷冷回应：“扩军是你的事，别来烦我。你有本事当师长，就要有能力搞枪搞人，否则别丢人现眼。”
陈诚正等着这句话，于是他开始吞并多支川军和西北军部队，基于自己原有的11师和14师为骨干，扩编成18军和第5军。经过一番整合，陈诚麾下兵力迅速增长到16万，组成了“围剿”行动的中路军主力。
东线的国军主将是红军的老对手，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。他统帅六个师，约8万人，担任左路军，主要在福建闽西的光泽、清流地区策应中路军。蒋介石见十九路军战斗力强劲，便将他们调至福建，名义上是休整，实际上是来参与“围剿”红军。然而，福建战场成了国军的“养老院”，不少部队不是划水就是暗中起义。
南线则由第1军军长余汉谋指挥，同样6个师、8万人，负责封堵赣粤边境，阻止红军南下两广。余汉谋之前被红军多次打击，因而找借口称两广士兵不愿离乡，赣南山区缺粮，补给困难，导致军队在赣粤边界信丰、寻乌一带停滞不前，形同观望。
作战策略方面，陈诚知道自己不擅长高端战术，于是采用传统的蒋军“分进合击”战法——由他的中路军主攻，先寻找机会钳制红军主力，然后东线和南线部队迅速合围。陈诚打算靠中央军的主力冲锋，吸引余汉谋和蔡廷锴两路军来捡便宜。
他将中路军12个师组成品字形三角阵列，划分为三个纵队。一纵由罗卓英指挥，四个师集结于宜黄南部，向广昌方向进攻；二纵由吴奇伟统领，四个师驻扎在抚州以南，侧击黎川；三纵由赵观涛领导，四个师集中在金溪，视战局发展决定行动方向。
第三次反“围剿”结束后，红军获得了难得的休整和发展期，经过连续攻势战役，军队和根据地均达到巅峰。为应对此次“围剿”，中央将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、闽西红12军及赣南红21军统一划归红一方面军指挥。
第四次反“围剿”爆发前夕，红一方面军麾下有一、三、五军团以及红11、红12军、红21军，总兵力约7万人。虽然人数不少，但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地方红军，缺乏运动战经验，尚无法承担难度较大的战役。主力仍是红一、红三、红五三个军团。
这里要介绍一位新面孔，上海大学出身、莫斯科中山大学理论家、曾开帽子店的“逆风局局长”秦邦宪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博古。说起“帽子店老板”，是因为他曾给毛主席、邓小平等许多领导人扣过各种帽子，比如“狭隘的经验主义者”、“严重游击习气者”、“逃跑退却的代表人”等等。
至于“逆风局局长”，自博古掌权以来，红军多次遭遇逆境开局，几乎都与他有关。此时，红一方面军集中在金溪、抚州一带。
朱德、周恩来和王稼祥主张红军趁陈诚部队尚未完全集结，北上进攻贵溪，打通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方志敏部队的联系线，从而先发制人，扰乱陈诚的部署。
但博古和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方案，他们主张红军回头南下，先攻南城和南丰。周恩来后续的电报稍稍妥协，表示红军可以在抚河地区灵活机动，借运动战调动敌军，寻找歼灭敌军的机会，这比直扑南丰、围点打援风险更小。
朱德在电文中分析指出，围点打援虽是我军传统战法，但当前形势不适用。红军南下围攻，不仅暴露了自身位置，还面对陈诚密集的兵力部署——每个纵队有四个师，这让红军无论是打援还是阻援都极其困难。此举相当于在敌军眼皮底下硬攻城池，给了陈诚绝佳的战机。而红军尚无力一次击溃四个中央军主力师，故不如选择在抚河地区寻找机会消灭敌军有生力量。
然而，博古却拒绝采纳这些上策，偏偏选择了下策。他认为：“运动战和毛泽东那套打法没啥两样，不如学苏联的经验，红军以后要走主动进攻路线，直取城市打敌人。”
简而言之，博古视红军以往的运动战调动蒋军为机会主义，是“右倾投降”。更重要的是，红军主力现在在苏区北边，若蒋军猛攻苏区，苏区将面临兵力空虚的窘境，中央根据地安全堪忧。瑞金若被蒋军一举拿下，临时中央的权威将遭重创。
除了双方对作战思想的分歧外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博古没明说。博古和张闻天从白区来到苏区，象征临时中央正式迁都瑞金，他们急需借仿效苏联方式打一场硬仗，以巩固留洋派在苏区的权威。
你可能会问，这么多内容，毛主席去哪了？事实上，在此前的宁都会议上，主席被撤掉了军权，离开了军队，过上了“鬼都不上门”的境地——这是粗浅说法。更准确说，他被派到后方，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，专注于根据地建设。
此时，红军的指挥权主要掌握在周恩来、朱德和王稼祥手中。主席重新掌军权，还得等到遵义会议。
随着前线和后方意见分歧加剧，主席被排除在决策核心之外，红军强攻南城未果，后续是否还有转机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未完待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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